Monday, February 19, 2007

『繁星』與『良心』 —— On Kant's Tombstone

His friends chose the dictum from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8) for his tombstone: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more often and steadily we reflect up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5:161.33-6; tr. Guyer 1992, 1).

1 comment:

A said...

学习康德好榜样,是2006年绕耳不绝的主旋律。一直响到7月2日世界杯8进4法国1∶0胜巴西——我永远的第二主队。
  那几天,只有康德能让我忘却痛苦。
  首先要说的是,康德心胸狭窄。不是因为气量小,而是因为心胸。他成名后自述:“我胸腔狭窄,心肺活动空间均不够,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幼时甚至十分厌世。”
  康德厌世,理由充分。他虽金发碧眼,面色红润,但身高仅得1.57米,双肩高低不一,精神脆弱,十分敏感,连刚印好的报纸也能让他狂打喷嚏。除了身材不好,他还高度近视;脑袋虽不大,却与瘦小身材不成比例。
  只康德目光,深刻印象:炯炯烈焰,至老不衰,令人如沐神睨,弗敢逼视。
  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西斯堡(现变成俄罗斯领土,改名加里宁格勒),16岁入柯尼西斯堡大学念书,然后历任家教、讲师、教授、系主任、校长,直至73岁退休,在柯大搭出世界上最象牙的塔。
  康德出生这年,巴黎股票交易所开张,资本怪物异形诞生;在东方,雍正皇帝颁旨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称“雍正禁教”, 闭关锁国第一道铁幕轰然落下。
  西方向右,东方向左。
  康德的皮匠爹与尼采爹一样都是新教徒,而且是“新教中的新教”——虔信派,康德从小浸淫自控、勤奋和高尚道德之家教。他在11个兄弟姊妹(最终只五个成人)中排行老四,全家都是工匠,只有康德在母亲坚持下入柯城最好的弗里德里希书院读书。康妈妈跟尼采妈妈一样希望儿子修习神学,毕业做个光宗耀祖的神甫。书院纪律严明,上下课均须祈祷,放假从不超过七天。晚年康德说:“我一想起幼时那种奴隶待遇就会周身发抖,不寒而栗。”强制教育,势必逆反。动摇基督教根基的康德哲学,即萌芽于该基督教书院。
  毛主席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书院对拉丁文要求苛刻,为康德后来升任教授打造出独门金箍棒。与家道殷实却学习超烂的黑塞不同,13岁丧母的康德年年考试不出前三,16岁即升入柯大。康德穷得甫一入学便因裤子破了拿去缝而出不了宿舍门,但这个神童大学生的未来却有如旭日东升,霞光万丈。
  太阳升起的路上永远伴有不测风云。四年多后,父亲猝然去世,把三妹一弟留给即将毕业的康德。长兄如父,康德断然辍学,先后在柯城郊区三个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养活三妹一弟,和自己。
  11年!
  谁能比当了11年家教的康德更明白“学生是教师的衣食父母”?东家对康家教十二分满意,女东家凯撒琳伯爵夫人后来更成了康德的绯闻女友。
  与郭德纲不同,康德从不上电视展销艰辛。然而,这勘破世态的11年无疑影响了康德一生。在这个看不到前途的年代,他以笔名发表论文《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并引人注目地题献给弗里德里希王子。文人题献文章给政客,相当于美女把自己献给老板。中国文人因此对康德的这次“烧冷灶”讳莫如深。
  有意思的是,这篇题献给狂热基督徒弗王子的论文尖锐批判上帝创世说与自然永恒不变说,后来遭到革命导师恩格斯强烈表扬曰:“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
  11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学弟都成教授高官富豪,当年的神童熬得满目秋霜。1755年6月,弟妹成人的康德重装上阵,以32岁高龄杀回柯大,并马上显示出自己一生后发制人的澎湃动力,先以《论火》获硕士,三月后,再以《对形而上学知识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答辩,成为柯大无讲席讲师。
  康德长达41年的教学生涯,弹词开篇。
  康德堪称最秀的才。他一辈子没干过别的,除了读书,就是教书、写书。
  郑重说明:康德并非只教哲学。他教过逻辑、形而上学、人类学、道德哲学、伦理、自然神学、数学、物理、力学、美学、地理、生物、教育学、自然法等等,甚至像墨子一样教过筑城术和烟火制造术,足证他学富五车,涉猎广泛。德国启蒙大师赫尔德尔听过康德两年课,后来他说:“每次回忆起少时结识一位哲学家并聆听他的讲座,我就充满感恩的欣喜。他教会我真正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唤醒了独立思考。我几乎从未听过更加卓越和打动人心的讲座。”
   因此,在此昭告广大中国人民,康德的职业是教书匠,研究哲学完全是业余爱好。在《纯粹理性批判》赢得整个世界之前,康德是个业余哲学青年。
  康德上课,从不迟到、缺席,从不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国的康德讲课趣闻逸事不断,间杂异国风土人情,经常把学生讲得当堂落泪。康德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资质中平的学生能听懂为标准。他常说:“我不是教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二百多年后,中国管这个叫“素质教育”,并且推广了二十多年还毫无进展。
  康德受学生欢迎,有听课费为证。
  当时的欧洲,教授工资形同虚设,主要收入是学生的听课费,有时甚至当堂交费,听一节交一节。因此,哪个教授好,不消劳烦教务处考核,直接看教授的钱包即可。
  康老师光靠讲课就买得起楼,雇得起仆人!
  听课费虽多,但康老师与学生的友谊却足为世界教坛榜样。他在生活上经常慷慨解囊资助贫困生,导致很多学生把他当爹看,连他的家务也概由学生张罗。康德仆人浪泊是个退伍老兵,老眼昏花,精力不济,工作态度也很成问题。有次外出前康德忘了关书房窗户,回家后发现满屋子臭椿象。康德以为它们追光而来,从此不开书房窗户。实际上是浪泊懒于打扫,屋里太臭招来了这些昆虫。此后,学生瓦西安斯基就一声不吭地接管了康家的卫生工作。免费!
  康德活到差两个月零十天满80岁,最远只去过俄罗斯元帅洛索夫的庄园,距柯城137.7公里!很多研究者因此颂扬康校长对故乡的忠诚。此乃误会。看官有所不知,当时法律规定柯大不属于柯城,所有成员均不受市府管辖。康德一生都在柯大,从未在柯城注册,何来忠诚之说?
  他固守柯城,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想当教授。
   但是,这个梦想让康德付出了远超过爱因斯坦的执着——他等到花儿都快谢了,1764年,柯大才给了年过40的康德(当时欧洲平均寿命50岁)一个诗艺学教授讲席。
  16岁上柯大的曾经的风华少年,百感那要说是相当地交集!
  以康德文采,胜任毫无疑问,还可经常在国宴之类上流社交场合写些应景诗出风头,马屁拍到痒处,升官发财唾手可得,以纪晓岚来看,正是偌大肥缺。
  但是康德居然一口回绝!
  正如爱因斯坦后来辞去专利局铁饭碗。
  有些文章说此时康德已经发财,所以有资本挑剔。此言不确。一年后,康德就任薪水远比教授差的大学图书馆员,就是明证。馆员虽然收入差,却也是42岁康德的平生第一个固定职位。后来,42岁的康馆员还拒绝了埃尔朗根和耶拿大学工资超过柯大三倍的教授职位。
  很多传记作者百思不解:为什么?
  很多聪明人认为康德是超级书呆,连哪个职位挣钱多都不会算。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不喜欢。世上难解之谜,答案多出于此。李白就说: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鹰经常飞得比鸡还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鸡有资格嘲笑鹰。嘲笑康德是书呆子的那些聪明人并不明白,康德乃人中之鹰。
   执着者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执着。1770年,康德以46岁高龄终获教授讲席,就职论文《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正是以拉丁文写成。新教书院的严酷教育,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教授和上帝的掘墓人。
  康德哲学以该论文为界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特别要说明的是,该讲席是数学/逻辑学讲席,并非一般研究文章想当然说的“就任大学哲学教授”。
  按50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康德这个书呆子还有四年可活。没有谁——包括他自己——能想到,他这个教授将要当27年。
  欧洲大学传统,虽然并无“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之类傻得流鼻涕的规定,但教授的江湖地位,却取决于论文质量和数量。一年没有,自己知道;两年没有,同事知道;三年没有,学生就知道了。虽然不会下岗(欧洲教授向为终身制),但个人声望势必跳水。
  康教授,厚积11年,没有一篇科研成果!
  清议沸腾,康德由是名声大振,一举跃居平庸教授榜样,成为德国教育战线的头号笑柄。当时哲学泰斗摩西·门德尔松(作曲家门德尔松之爷)公开称康德让所有的德国大学蒙羞。康德学生克芳斯一次在柏林参加教授聚会时宣布康德正在写一本伟大的著作,赢得首都教授们的一片哄笑和调侃。
  1778年,普鲁士帝国文化部长亲调康德去哈勒大学,被他一口回绝。夏天,地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伯努利访问柯城后写道:“我在伯爵家里和一位学者共进午餐,他是柯大最伟大的成员之一,受人尊敬的康德教授。这位著名教授是社交中活泼有礼的人物,他拥有如此优雅的生活方式,以致让人很难想象他体内藏着这样一颗深深探求的心灵。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容流露出大智大慧,与达朗贝尔的相似之处确实引人注目……康先生很久没有发表哲学著作了。他保证他不久便会出版一本小册子。”
  他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康德自己都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能写成小册子。
  达郎贝尔是哪个?
  他是当时风靡欧洲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中与狄德罗齐名的伟大领袖。
  这是当年江湖上对康德绝无仅有的正面评价。
  康德对所有的评价均无动于衷。他始终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的教堂尖顶沉思默想。成名之后他曾说:哲学无法教授,哲学永远是思想者的事业。
  因此,苏格拉底说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
  11年后,康德动笔,仅数月,856页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挥而就。在这本让康德昂首进入世界哲学史的皇皇巨著中,康德在前言里展现了与他身材截然相反的哲学巨人的雄才大略:“我在此斗胆宣称,这本书解决了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打开所有问题之门的钥匙。”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代表作,与《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合称“三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专门定义了“批判”。简要说,他的“批判”相当于咱们通常所说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哲学革命的开端,它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批判哲学体系及其后全部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基础,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经久不衰的最本质源泉。
  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前德国哲学家写作都用拉丁文。《纯粹理性批判》是第一部用德语写成的哲学巨著,康德就此位列德语复兴主帅之一。在远离德国本土的东普鲁士,康德用德语展示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三大批判,至今是哲学系学生心头的三座大山。
  不过,康德哲学的中心思想,并不是大山。
  康德的伟大,在于他将哲学从天上摘回地下。哲学从他起不再是神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集西方哲学之大成,向形而上学顶峰发动了最富成效的冲击,终于建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包罗万象、精美绝伦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因此,欧洲古典哲学通常直接称为“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顶峰和尽头,形而上学到此结束。康德形而上学体系之宏大,博得坊间名言曰:说不尽的康德。
  “形而上学”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有故事的。
  形而上学在欧洲文字中写作metaphysik。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公元前70年,希腊罗多斯岛的安德罗尼科斯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失传著作。这些著作编号靠前的是自然科学著作,希腊文写作physis,其形容词为Physikos,这就是今天的物理学;而排在物理学后面的(“在……之后”在希腊文中由前缀meta表示)是研究存在原则的著作,因为它们“排在”物理学“之后”,所以安氏称之为Meta Physik(在自然科学之后),最后演变成 Metaphysik,大家便以此来称呼自然科学之外的科学。
  中文把Metaphysik译成“形而上学”,源于我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对该翻译,惊为天成者与怒斥伪谬者旗鼓相当。
  17、18世纪是欧洲的世纪,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轰然倒塌,这两个世纪,指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所有大事都与欧洲有关。
  也与康德的哲学有关。
  《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能够知道什么?
  康德之前,通常认为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是经验(实际上现在还有N多的人这样认为)。康德证明,经验在成为认识之前必须经过人类大脑的加工。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人本身比客观事物更重要。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康德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关键看观察者站在哪个角度。
  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转向”。
   哥白尼打破基督教会统治欧洲思想界一千年的“地心说”,指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人类并不是宇宙中心。因此,即便上帝创造了人类,宇宙也不是他创造的。
  康德在哲学上做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那么,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它的创造者就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
  康德得到的答案与哥白尼一样:
  那我们还要上帝来做甚?
  康德认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不在经验,也不在上帝,而在纯粹理性。
  我以前总觉得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闭着眼睛瞎说。“只要我没看见前面路上有块儿石头,这石头就不存在”——这是何等愚蠢的说法!
  读了康德之后我才明白,这完全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恶意歪曲。
  愚蠢的是,身为大学教授的我居然相信这种歪曲。
  宇宙中并没有不依赖于人类主观思想的“纯粹的客观存在”。例如人类根据太古以来的肉眼观察一直以为太空中有两个星系是邻居,而21世纪最新观测的数据证明,它们相距几千光年,只有从地球的角度看过去,它们才“邻近”。因此,我们相信了上千年的“邻近”这个“客观事实”,实际上并非“客观的存在”。
  单看《纯粹理性批判》,肯定觉得超枯燥。
  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字的意义。
  以人类思想发展史论,这些字的威力超过法国大革命!所有看懂的人都血脉喷张,心跳加速,寒毛倒竖,汗如浆出。
  这时已经接任普鲁士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不看、也看不懂康德哲学,但自有一帮有闲有钱的处级、局级或者部级哲学官员替他搜集哲学界的风吹草动,详尽分析各种学说对政府的利弊,以此向弗国王证实自己并非吃干饭的。
  其实,这时已经当了校长的康德并不想与政府冲突。他尽管在午餐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些拥护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论证专制之必然发展到共和。但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非常谨慎地避谈国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教授的职业决定他无法成为国王的忠实走狗。在哲学官员的大力举荐之下,文化部早就把康德列入黑名单。按思想论罪,康校长已够六马分尸。皆因他与弗国王谊交莫逆,文化部投鼠忌器,所以康德才得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到1791年,柏林谣言四起,都说弗国王要修理康校长。也是合当有事,1792年,康德将两篇论文寄往《柏林月刊》,第一篇通过终审,第二篇终审前恰逢国王颁布书报检查令,因为“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第二篇没通过,连第一篇也被殃及,禁止发行。
  连任校长的康教授索回这两篇文章,与他新写的另两篇合并,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思想相对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在那里获得印刷许可证,并于1793年在柯城出版。
  我对此事曾经百思不解。康德穷困潦倒时拚命烧弗王子的冷灶,现在王子如愿登基,他官居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况且康校长年过六旬,血气也理应不再方刚,为什么突然冲天一怒,莫非失了心疯?
   问题的答案是:在弗王子成长为弗国王的同时,康教授也在成长。
  康教授不仅成长为康校长。他的真正成长在于他读了几十年的书。
  从当年题献文章的奴颜婢膝,到今天执意出书的分庭抗礼,康德并没有变成海涅。
  但是,胸中多了几十年来读的那些个书,迫使他不得不直起腰来。
  我们不用追究他到底读了哪些书。真理是:读书改变心灵。读书改变命运。
  直接质疑上帝是否存在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反响强烈,广大改革派喜不自胜,掌权的保守派却暴跳如雷。
  充满讽刺的,是当初教会名校弗里德里希书院用“奴隶待遇”强逼康德学得一手好拉丁文。几十年后,康教授以拉丁文为丈八蛇矛,枪挑基督教。
  思想革命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专制制度自己培养出来的。
  虔诚教徒弗国王立刻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沃纳,表示不能再听任康校长贻害人民。随着普鲁士帝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柏林书报检查机关开始大力查封刊物,限制教学自由。
  一叶落而知秋至。1794年5月,年近七旬的康校长给老友、《柏林月刊》出版人毕斯特写信说,他希望在地球上找块静土安度晚年。
  然而,康校长并未停笔。1793年9月,他发表《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转年4月又发表《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这些文章都令基督教御用文人咬牙切齿,目眦欲裂。两个月后,他的《万物的终结》批评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镢头所向,直取宗教封建专制之精神祖坟,终于掀起轩然大波,批判文章铺天盖地,政府将饬令康德公开检讨或辞职的谣言满天飞。当时有个朋友写信邀他去不伦瑞克避风,康德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未犯法,婉言谢绝。
  康德有所不知,专制社会,是否犯法并非善恶标准。多事之秋,秀才妄议朝政,国王很不耐烦。10月12日,康德收到沃纳秉承“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来的训斥信:“陛下很久以来就非常不满地看着你滥用哲学——尤其是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文章——来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基本学说。我们一直期待你自行改正,因为你本人一清二楚,你的这种行为非常失职地违背了你身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自己心知肚明的国君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认真检讨。要想保住陛下的恩宠,今后你必得避免此类过错,履行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协助国君意志的逐步实现;否则,如果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峻的处理。”
  捧着这封万年冰玉的王札,康德周身寒气彻骨。他忙不迭地回信,否认自己有意违背国王旨意,表示自己的文章完全是学术研究,其目的正在于促进基督教纯洁而更有力地注入教徒心灵。康德信誓旦旦:“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嫌,我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很多学者认为这封效忠信是康德的一大伤疤,避之如阿Q之避癞疮。
  其实,按鲁迅的标准,康德正是好榜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毕斯特挺身而出,代康德向弗国王申诉。但以开明和倡导人权驰名全欧、一直对康德优渥有加的弗国王却大发雷霆,当场饬回。
   国王永远都是国王。教授永远只是教授。
  教授们必须明白,与教授交谊,只是国王的一种休闲活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失宠国王的传言一出,牛鬼蛇神如茅房之蛆层叠而出,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高层,皆欲置康德于死地而后快。
  不过,康德毕竟是欧洲学术名宿,无故加之,干犯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康德保住校长之位。不过,普鲁士内阁于1796年正式发布红头文件,禁止康德从事有关宗教的活动和发表论述宗教的文章。柯大所有神学和哲学教授亦受牵连,人人过关,签字画押,宣誓弃读康德宗教著作,弃开康德宗教学说讲座。一时万马齐喑,夜暗无边。
  按照唯物史观,夜暗无边前面,正是黎明。禁令发出不到两年,弗国王翘了辫子,加之热月政变后法国督政府深陷危机,德国文化界对法国大革命失望日增,在德法战争中德军又捷报频传,继位国王威廉三世于是顺势上演开明秀,废除书报检查令。
  1798年,刚退休的康德出版《学院之争》,在前言中公布弗国王训斥信和他的回信,并点出回信伏笔:他是“作为(弗里德里希)陛下的忠实臣民”发誓的。这誓言只在“弗陛下”在世之年有效,并非永远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现在“弗陛下”既已不存,誓言当然也就随风而去。
  以此事观之,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从弗国王的角度看过来,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跟战争、瘟疫、“超女评选”和世界杯不同,文化大事件很少立刻赢得万众瞩目。哪怕你是爱因斯坦。
  它们几乎总是被追名逐利的社会忽视。因为它们领先自己的时代如此之远。
   泰山北斗的《纯粹理性批判》亦不例外。这本“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叔本华),出版之后竟无人喝彩。
  《纯粹理性批判》持论固然宏大高深,但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却是它的文辞诘聱,晦涩难解。它甫一出版,即夺得哲学史长句冠军——一个读者写信抱怨康德: “读你的书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
  不叫座,可以赖普通读者没眼水。但圈儿内也无人叫好。摩西·门德尔松就公开宣布自己读不懂康教授的大作。
  《纯粹理性批判》证明:“一本书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德国哲学界群起研读。并非追捧,而是为了在门德尔松领导的大批判里赢得话语权。就像2006年大家都去看《无极》。
  毛主席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些心怀叵测的读者在充满敌意的阅读中却慢慢在这座美轮美焕、空前绝后的哲学尖峰殿堂中摸到了门路。
  这些抱持傲慢与偏见的敌人和身扑地,幡然皈依,变成口服心服的信徒。
  成名之路有二:一是让广大下里巴人口耳相传,最后那些不屑一顾的阳春白雪自会接受你的存在;二是直接把阳春白雪砍蒙,下里巴人将会因阳春白雪的五体投地而承认你的高妙。
  卓别林、成龙、王朔走的是第一条路。
  康德和爱因斯坦走的是第二条路。
  实际上没几个人真正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承认他们是天才。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57岁的康德来得很晚,但在迟到的这11年中,他打通了精神观照的任督二脉,修炼出飞临欧洲哲学之巅的不世内功。厚积薄发的他源源不断,一飞冲天,从此凌绝人世,翱翔青史。在勤奋的一生中,康德完成了53部著作。他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整个大陆拜为大师,名扬德意志,气盖欧罗巴,先后当选科隆、圣彼得堡和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当初视康德为杏坛笑话的帝都学术界,一致推举他入柏林科学院。同时代的文坛后生歌德称康德“毫无疑问”是新时代哲学家中“最优秀的”,并说“他的教导影响细密绵长,渗入我们德意志文化的最深处……您即使没读过他一个字,也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自称拜康德为精神导师的,随便数数就有歌德、席勒、黑格尔、威廉·封·洪堡、谢林、詹姆士、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等,个个都是文化史上开山肩鼎的宗师。叔本华视康德为哲学发蒙必读:“想当哲学家,首先须得做康德门徒。不知康德者,只能算个蒙童。”
   康德成名之后五年(1786),弗里德里希大帝去世,康德当年烧的“冷灶”弗里德里希王子继位。刚当校长的康德代表柯大作文宣誓效忠新王,得到特别褒奖。
  一年之后,63岁的康校长买下一幢房子,结束柯飘生涯。
  升教授之前,康德辗转租住于柯城民宅。孟母三迁,康德八迁都不止。
  对生命有追求者,对邻居要求必高。康德与邻居,有许多故事。
  哲学需静思。康德因此视音乐为噪音。偏偏邻居有只勤勉晨鸣的公鸡。康德不堪其扰,高价买下准备一了百了。岂知该流氓邻居拿到钱后坚决反对康德杀鸡。最后,康德不得不把鸡养下去,只是这回公鸡在他自己的院子里叫了!
  康德傍晚时分喜欢眺望窗外柯城大教堂的尖顶,休息眼睛,放松思想。然而另一邻居尼科罗维斯花园里的杨树疯长,不久即遮住教堂。康德向尼氏抱怨。尼氏比养鸡的邻居好。他应康德的要求把杨树砍了。
  杨树不倒,我们是否能看到《纯粹理性批判》,还真难说。
  德国人传统生活理想是:买一栋楼,种几棵树,养一只狗,结一次婚,生一堆孩子。
  康校长只办到了一点:他买了一栋楼。
  小楼位于市中心僻静后街,并不豪华,花园虽然美轮美奂,却是别人的,楼内根本看不见。一楼一边是能装80人的教室,另一边是厨娘睡房,常卧一猫一狗;二楼一边是饭厅、图书室和卧室,另一边是客厅和书房。书房里有两张书桌,一只三脚半圈椅。仆人住阁楼。康德私人藏书不超过五百本,比我的书都少。
  可见书不在多,重在才华。
  北京人买房百分百被发展商算计。康校长亦不例外。他入住后才发现书房正对柯城监狱。当时监狱改造思想的灵丹妙方是让犯人每天三遍高唱圣歌,唱得最卖力者可评“先进”缩短刑期。因此,犯人们唱起歌来都是情真意切,声震四野。
  康校长大烦,盛夏亦不得开窗。为此,他多次求助于铁哥们儿、市长兼警察局长西佩。
  这件事体现出欧洲法治的伟大。校长与市长的铁磁交情大不过法律书上那几行字。西佩虽然很想帮康德,却无法绕过市议会直接下令犯人停止唱歌。
  这事儿最终愣没办成。康德的后两部大批判,都杀青于犯人们颂圣歌中。
  此楼在康德死后几经转卖,今已不存。
  
  据研究,哲学家能否伟大,与其生活是否规律成正比。康德是最好榜样。有传记作家表扬他曰:“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
  是的。而且是一个从不与其它词搭配的动词。
  康德这个规则动词,首先规则在他的起居时间表。海涅盖棺论定:“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另一位著名康饭尼采倒是肯定康德有故事。他说,康德的一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说这话时,尼采当然没料到自己的一生只有一个故事,而且是个没有结果的故事——莎乐美。
  现将康校长起居时间表罗列如下,供准备成为大哲学家的青年效法:
  4:45 浪泊叫醒康德。康德命令:无论他怎么赖床,浪泊都必须把他从床上提溜起来。这是康德一生中最激烈的斗争,但每次都以浪泊胜利告终。
  5:00 喝两杯茶,抽一斗烟,备课。康德严格规定自己每天只抽一斗,终生不变。但是,随着年纪增加,烟斗越来越大。
  7:00—9:00 在一楼教室上课。
  9:00—12:45 写作。康德的三大批判都完成于这个时间段。
  12:45 下楼待客。对迟到的客人一律赏以长脸。
  13:00—16:00 康德生活中的惟一高潮:与自己点名邀请的友人共进午餐。
  16:00—17:00 散步。之后看书到22点。康德的书房温度要求恒定15度。22点一到他立刻上床,且终生沾枕头即着。康德睡觉,铺床和盖被子都有严格程序。为保障睡眠的连续性,他在夜壶上绑了根儿绳子,晚上起夜不用点灯下床,直接拽过夜壶即办。
  每天如是,一生不变。惟一的新鲜事儿,就是周一、周五邮车来送书报信件。
  尼采13岁开始纪录自己言行以备后世景仰,黑格尔也有同样爱好。但是,虽然生前就有人作《康德传》并寄给他本人,但以写字为生的康德没有自传。他说: “世上无人像其自以为是的那么重要。”同时代启蒙大师莱辛说:“康德承担了教谕世界的重任。他激赏一切充满生命的力量,单单忘了自赏。”
  康德是有意为之。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前言中他曾引用培根《科学的伟大复兴》的名言“de nobis ipsius silemus”(我们个人不值一提)。
  不由得想起钱钟书:你何必非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
  康秀才这个规则动词不仅规则在日程表上。
  还有他那最为著名的散步。
  康德每天16:00必出门散步,教堂钟声随着他迈步出门响起。因此,柯城居民很多以康德出现来对表。
  鲜为人知的是,康德散步不仅定时,而且定点。他永远沿着小菩提树路散步,每天八个来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康德去世后,该路被市政府命名为“哲学家之路”。
  康德散步,规则良多。
  他永远穿着灰大衣,手里永远提根儿司的克(手杖)。
  康德散步时只用鼻子呼吸,因为他深信张嘴会让风湿病从口而入。
  康德认为散步使人感官彻底开放,神游四方,心驽八极,精彩程度堪比纵横世界的旅行。有人说:“康德所有的伟大历险都发生在他的头脑中。”但是,他散步时拒绝与人交谈,认为一开口就会打乱自己散步的节奏。
  与爱因斯坦相反,康德从不携友散步。他认为这会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调整步幅和步速配合朋友,这样他就会出汗。康德跟林彪一样怕出汗。这位德国启蒙大师认为人的体液里含有大量营养,绝不能轻易流失。
  因为伏案工作时间太长,康德想出好办法增加运动量:他把最常用的书放在离自己最远的椅子上,这样,他要查书就必须起身去取,等于运动。
   疑病症患者康德一生没生过大病,所以他基本拒绝吃药,只吃老友屠约歌给他开的一种保健药片。不过这一吃,就是几十年不变。
   一般人都认为康德跟他的哲学一样无趣。其实,跟食不厌精的孔老二一样,康老四也是个美食家。柯漂时代,康讲师天天吃完饭馆吃朋友,欠下一屁股人情。康老师对友谊很看重,他说:“完美的友谊是两个人之间通过相互对等的爱和尊重缔结的同盟。”
  于是乎,康校长买房之后,便将请客吃饭视为乐事。
   康老师这个规则动词,吃饭超级规则。他每年按节气调整食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年过六旬的康校长深谙节食养生之道,却又无法抑制口腹之欲,因此他和我一样,每天只吃午饭。
  所以,这顿午饭就更不能马虎。少年家贫兼兄妹众多,康教授幼时跟莫言一样“吃相凶恶”。物极必反,成年康德吃饭首重悠闲,憎恨狼吞虎咽,午餐必吃三小时。《礼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康校长深得其中三昧。据说,有个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听康德纵论中国之后认为康德肯定去过中国。此事涉嫌吹捧,但通过午餐,坐守柯城的康德对世间万象无疑并不隔膜。
  《纯粹理性批判》横行欧洲,康校长已成社会名流,名气大到甚至有人冒充这个孤寒老头的儿子招摇撞骗。此时,参加康家午餐已成社会地位象征,柯城名流皆趋之若鹜。异曲同工,200多年前,路德家的午餐也是威腾堡上流社会盛事,路德故居至今尚余当年宴客之原版餐桌。
   请客有助养生。康德认为单独进餐难免同时看书或思考,大脑就无法休息,绝对影响消化,结果定会生病。只有宾朋满座,高谈阔论,才有助于暂忘哲学,恢复精力。
   因此,康家座上客有同事、商人、军官、医生和社会名流,但从不请哲学家。吃饭时大家纵论柯城柯大飞短流长、名媛淑女帽子高低、欧洲经济发展走向、科学发现耸人听闻、法国大革命斩首无算,云云,但从来不谈哲学。
  康德请的客比动词还规则。首先,康校长从不请女客。终身未婚的康校长拒绝拿美女当花瓶,立下万世尊重女性之不朽榜样。其次,客人不能少于三位(暗含古希腊美惠三女神之数),也不能超过九位(暗含古希腊九位缪斯文艺女神之数)。来客平均年龄经常在50左右徘徊,所以桌旁至少有一位医生,且每天必讨论一种疾病及其疗法,大大提高了柯城上流社会防病治病的科普知识。
  
  成功派对,必有美女;成功餐会,必有美食。
  康家午餐菜品精美,连芥末也完全自制。康校长没老婆,却有个私家厨娘,可见“食色性也”排序之正确。久病成医,贪吃成厨,康校长自己亦烧得一手好菜,兴之所至,常常亲自下厨炮制私家菜飨客,菜品上桌,满堂轰然,不亦乐乎。
  康德跟歌德一样流连杜康,但与一般人相反,他年轻时喜饮红酒,上了年纪反爱白酒。康德反对酗酒,曾说:“醉酒者非人,只配以兽待之。”不过,他自己酒过三巡却经常指点牛排,激扬沙拉,把喜欢的菜夸上天,把讨厌的菜骂下楼,所以西佩曾郑重建议他在“三大批判”之外再写一部《厨艺批判》。
  1788年,康德连任校长。同年,《实践理性批判》出版。这本书回答人类的第二大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是个伦理学问题,即:我们做什么事才算是好事?就是说,什么是善?
  康德说,我们无法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从来没人见过他老人家。但上帝仍然存在,因为每个人——包括极恶之人——都能分清善恶。只要世上有善恶,就必得有一个最终审判者来惩恶扬善。否则区分善恶就没有意义。
  这个最终审判者,只能是上帝!
  所以,我们应当信仰上帝。
  听起来像个悖论,却是非常纯粹的客观存在:
  我们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他仍然是终将走投无路的人类的最后救赎。
  很多文章说康德是“虔诚的新教徒”。完全胡打乱说。康德的“上帝”与基督教的那个上帝根本不是一回事。对于世俗宗教的所有辉煌仪式和森严僧侣制度,康德一概厌恶加拒绝。
  因此,弗国王才这么烦他。
  康德认为,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无人能终生行善,但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善。暴君并不愚蠢,他完全知道自己正在行恶。但为了维持统治,他必得行恶,同时踏着良心指恶为善。
  所以,暴君的下场注定是悲剧。无论他如何挣扎。和杀多少人。
  避免悲剧的惟一道路是不能成为暴君。
  这本书终于让摩西·门德尔松成为康德一生的敌人。他怒称康德为“超级搅屎棍”。文坛后生、著名戏剧家克莱斯特更在信中高喊“我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沉没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目标”。十年之后,他吞枪自杀。
  《实践理性批判》提出了康德伦理学核心——著名的“绝对命令式”。
  绝对命令式(kategorisches Imperativ)原文为:“行事必依同时能够成为普遍立法原则的个人意志为准则。”典型的康德语言。翻译成中国话,大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思想源自苏格拉底——所有认识到善的人,都将受到良心的压力而被迫行善。
  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康德认为人类区分善恶的能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类只有完全服从“绝对命令”才能达至幸福。帮助他人获得幸福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因此受到他人的尊敬,也因此有权在自己寻找幸福的路上获得他人的帮助。
  康德认为所有的幸福都是自我满足。康德的散步和午餐会,就是典型的自我满足。他说:也许贫困才是人类的富足,也许失去才是人类的得到。
  早于康德一千多年,东方的佛教说:失即是得,得即是失。
  绝对命令式不仅决定善,也决定我们能否获得自由。
  康德认为,只有自觉遵守内心的道德律令,我们才能自由。自由决定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服从道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为所欲为的人并没有自由,因为这时你是欲望的奴隶。听任欲望驱使的人都是毫无自由的行尸走肉。
  人类并非生而拥有尊严。
  只有根据绝对命令式行善才能赢得自由。
  只有自由人才有尊严。
  83年后,欧仁·鲍迪埃与康德殊途同归: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因此,2005年夏天在巴黎开国际日耳曼学者大会时,我专门与躺在拉雪兹公墓的鲍迪埃合影一张。广大路过的欧洲游客莫名其妙。
  社会法律保证我们的权利,道德律令才能让我们赢得尊严,让我们赢得自由!
  明白了吧?貌似枯燥无聊的康德,实际上是个出身贫寒的激进革命者,敏感,瘦小,思想锋锐,充满激情,无所畏惧。
  一个典型的天才。
  每个真正领会康德思想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热血沸腾。法国大革命奉康德哲学为理论基础,并非偶然。
  自由,是康德最重视的基础价值。
  康德哲学中,自由是知识、道德、法律和美的前提。
  他说:“人不可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Sklaverei ist kein Rechts-, sondern ein Geisteszustand)。此语精当。凡有特别崇拜对象的,很易成为奴隶。比如崇拜上帝。或者刘德华。
  暴君和独裁者,肯定不愚蠢,但他们肯定不喜欢自由。
  什么是自由?
  康德说:“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可以不做违心之事。”
  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自由最深刻的定义。
   因此,被捆在棚架上生长的水果和圈养的动物都不自由。
  每个无需违心屈从他人意志的人,才是自由人。
  根据绝对命令式,网络写作难出经典。世界人民的网络快感,实际上完全来自为所欲为。最近有人在网上哭诉自己丢了老婆,引起广大网民义愤填膺,口诛笔伐直到网上游行示威的“铜须事件”,即为铁证。
  此事至今不知真假,但大家都已经“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哈”一通儿乱打,酿成事件。
  以此事为戒,所有网民必得牢记:为所欲为,恰恰证明你是一己私欲的奴隶。
  人类历史上最巍峨的高峰都会被超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都会被湮灭。
  但你可以永垂不朽。像康德。
  康德的形而上学其实已经被尼采结束。然而,康德却并没有被尼采结束。
  康德钻取的理性之光将永远照耀着我们观照人类的幸福。
  什么是幸福?不是声色犬马、金玉满堂,私家花园120平方米。幸福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自由,就是有权自由选择。
  什么是善?善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怎样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首先要有自由。
  存在主义奠基人之一、德国哲学家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将康德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并列三大“永垂不朽的哲学奠基人”。他说:“康德是启蒙时代人性的承载者。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那个真实的人。他的伦理拒绝过分吹擂,这些吹擂虚张声势或激情万丈地展示道德,其目的不过是掩盖日常生活中满坑满谷的自私行为。他的伦理恰恰是日常生活和每时每刻的伦理,无需我们像面对天外来物一样顶礼膜拜。他的伦理让我们学会生活。我们必将追随其后。”当代康德学者,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何费说:“他促进了世界的普通伦理学。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理论来自他关于世界法律与和平的模式。康德在我们每个人体内。他代表着人类的善,这善要求我们像一个人那样行走于世——从在红灯面前止步开始。”
  2006年4月21日,上海一海归女硕士兼外企白领因乱穿马路之后推搡打骂警察被行政拘留十天。
  其时该白领任职德国某保险公司。
  她为什么不看康德?!
   康德为写《纯粹理性批判》沉默了11年,但《实践理性批判》出版后两年,《判断力批判》就接踵而至。可见江郎也许才尽,廉颇却尚能饭。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是人类第三大问题:人类是否还有希望?
  这是个美学问题。
   康德说,只有民主政体能够保证人类的自由,因此人类的希望在于建立民主政体。
  他与爱因斯坦殊途同归:人类的希望在于实现永久和平与建立世界政府。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法国圣·皮埃尔神甫,1713年,他作为乌特勒支和会三代表之一发表《给欧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引出卢梭的名文《通过建立欧洲联盟实现持久和平》。
  康德继卢梭之后指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操作手段。1795年,71岁的康德在《致永久和平》中提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础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之间的权利由法律保障,全体公民作为立法者制订法律,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公民因此而获得自由。
   《欧洲自由主义史》作者、意大利人拉吉罗指出,18世纪思想孕育了国家司法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部德国公法都源自康德。康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为共和国,它们组成世界公民体制,然后所有国家比照公民契约达成政府契约,建立世界政府,保障世界永久和平。
  有趣的是,作为启蒙大师,康德完全否定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在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上就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康德按照古希腊的传统理解“民主政体”,后者经常演变为暴民统治,最近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康德反对用暴力手段建立民主。他断定人民造反成功后一定会用暴力把比旧制度更专制的体制强加给对立阶级。在他看来,煽动人民暴力打倒现行体制等于犯罪。他说:“创造国家的经历像创造世界一样,当时无人在场,而且也不可能有人在场,否则,在场的人就必得是他自身的创造主。”他的意思是:人只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康德赞同渐进改良式变革,卢梭的浪漫主义、雅各宾暴力革命他均视为毒药。普鲁士政府官员指控康德为 “普鲁士的雅各宾派”,根本就是打胡乱说。
  只要暂时离开他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康德哲学的爆炸力,丝毫不输给裴多菲、拜伦、席勒和海涅。
  我们之所以没明白,不是康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政府咸认为国家才是人类活动的目的,个人只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手段,而国家意志,通常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领主的意志。
   而对康德来说,个人才是第一位的,国家是为人服务的。
  人并不是手段!恰恰相反,人是目的!
   康德说,“任何国家不能用暴力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政府,”因此,整个西方扩张史,从黑奴贸易、掠夺原料、炮舰外交、鸦片战争,直到伊拉克战争,都极不道德。
  康德认为柏拉图的大西国、摩尔的乌托邦、哈林顿的大洋国以及阿雷的赛韦朗比亚四大理想国都是空中楼阁。他呼吁成立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
  联合国就是康德思想的雏形,而欧盟,是通向这一目标的伟大尝试。
  康德正确地告诉我们,人类未来的希望在永久和平与世界政府。
  这个希望,也许实现得比我们相信的还要快。
  哲学思想之外,康校长的婚姻观,也是我们的好榜样。
  结婚乃世间常态,却也各有巧妙不同。
  疑病症患者康德一生未婚,招致大批康迷五体投地,认为康校长为哲学甘当和尚,道深德昭,根本就是暖壶坐飞机——高水平。
  此乃误解。很想结婚的人忍住不结婚,才是高水平。不想结婚的人不结婚,正中下怀,得其所哉,有何水平可言?
  康德根本就不想结婚。
  他曾说:“有三件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笑。”
  注意,不包括爱情。
  显然,他认为爱情属于生命的辛劳,而非享受。
  已婚的人,赞同康校长的想必过半。
  此思想并非康校长专利。那时的欧洲哲学大师流行当和尚,笛卡尔、帕斯卡尔、斯宾诺沙、霍布斯、莱布尼兹、洛克、休谟、叔本华、尼采和齐克果,个个均是终身光棍儿。到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和马克思,就发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成为欲望的俘虏,就彻底拜倒在石榴裙前,就轻易地把自己混同于引浆卖流之徒了。
  可笑的是,从没出过国的康德对各国人民的爱情生活如数家珍:“在爱情中,德国人和英国人胃口很好,感觉细腻,但品位粗粝健康。意大利人为此绞尽脑汁,西班牙人充满梦幻,法国人则喜欢偷嘴。”
  更有甚者,康校长对女性看法相当不恭敬:“男人爱时才会嫉妒,女人不爱时也会嫉妒,因为她的裙下之臣转而追求其他女人了。”
  这叫什么话?!
  这话也就是康校长说。改虎头教授说,还不得被广大女学生私刑处死?
  其实,康德并不仇视女性,他还经常劝人结婚:“如果男女愿意顺应他们的性别享受对方,那他们必须结婚,从纯粹理性的权利法来看,这还是必须的。”他认为,最完美的婚姻,是能帮助男人摆脱经济困难的婚姻。
  不折不扣的大男子主义。
  康德在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看到的事物与事物本身不同。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中德很多研究文章都称康德英俊潇洒,是柯城社交明星。通过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在这里负责任地说,这就不是事物的真正面貌,而是拍校长马屁。
   凯撒琳伯爵夫人(Graf Kayserling)和帝国女伯爵区夏笛(Charlotte Amalie)被公认为“康德的女人”。这两个宫廷贵妇将康家教引入上流社会,亲手为他画像,长期管饭,而且康德“每次必坐在女主人身边”,恨得相当一部分男伯爵眼中滴血。据说凯撒琳再嫁另一伯爵后,康德立刻辞了家教。
  这同样不是事物的真正面貌。凯撒琳无疑对康德怀有好感。不过,她经常请康德吃饭,却因为康德是家教,随时可以打骂她儿子。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是“康德的女人”。
   这只与康德有关,与女人无关。
  康德经常与美女促膝谈心,研讨美食,斗牌沙龙,观看戏剧,欣赏音乐。康德研究者盖尔教授在《明镜周刊》采访中明确地说,康德确实有两次认真地考虑结婚。
  不过,显然他考虑得太久了,以至于对方在他考虑好之前已经嫁作罗敷。
  有案可稽的情书只有一封,是银行家太太贾媚沙写给38岁康讲师的,其中仅一句“随信附上一个充满好感的吻”有点暧昧,即引来大批教授千奇百怪的索隐,甚至根据信中影射的另一部小说考证出贾媚沙与康德有肉体关系,完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拿成都郊区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吃多了!”
  此外的证据是:有传记作家向康德提了一系列问题,康德对他是否喜欢过女人的问题避而不答。盖尔还考证出康德有段时间经常去某家客栈吃午饭,而其楼上就是妓院。
   全都是牵强附会。
  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德哪怕是见过一个裸体女人。晚年康德身负世界级盛名,如果他真有情人,该情人能忍得住不跳出来昭告天下乎?
  四川雅安中学政治课本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发展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言之,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柏拉图说哲学家是世界上最全面、最正确的人,所以他认为国王最好由哲学家担任——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观点。柏拉图不知道,哲学家离开哲学后甚至比不上平庸的普通人。例如西方哲学万世之祖亚里士多德同志,居然认为有些昆虫是泥土变的。
  实际上,康德不结婚,完全不是因为哲学,而是因为恐惧:他害怕性交使自己衰老。跟今天的小资怕生孩子一样。这个伟大的哲学家有很多迷信,他曾说,人生只有两件坏事——衰老和结婚。
  康德珍惜体液超过杨贵妃。他认为体液在体内循环流动,只要不消耗,就会永存体内。体液代表生命力,丧失体液就是丧失生命。因为怕流汗,康德从不剧烈运动。他认为唾液有助消化,多吞咽唾液能治疗咽炎。他甚至到处宣传不要接吻,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唾液。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相信性交等于流失生命力,而婚姻等于慢性自杀。他居然像中国古代庸医一样认为精疲则力竭,还精可以补脑。这种荒谬思想在哲学上是有传统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就认为精液是脑汁,失精等于失去脊柱和脊髓,后背就会剧痛,人就会站都站不稳。
  在古罗马,演说家在重大辩论的前夜是严格禁止性交的。
  康德不仅从道德上认为手淫是罪恶,而且从医学上认定它有害健康,其恶劣超过自杀。他这样教育青少年:“我们必须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丑恶的,告诉他,这样他就把自己搞得无法生育后代。这种行为最为毁损人的生命力,他会早衰,而且他的精神将会受损,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不停顿地工作来摆脱这种诱惑,除非必要,远离床榻和睡眠。我们必须通过工作把这些念头驱出大脑,因为,就算这事只停留在想像中,它同样也侵蚀我们的生命力。”
  你知道康德为什么如此刻苦地工作了吧?
  74岁时,他写到:“未婚(或者很早丧偶)的老人比已婚者更易长葆青春,而这也很可能是长寿的原因。”据说他还有柯城男性居民寿命统计表为证。
  所谓“男人40,三大乐事——升官、发财、死老婆”,源于康德。
  随着时代进步,大批研究者开始相信康德是同性恋!理由是:他年轻时在意穿着、他家午餐只请男人、市长西佩与他关系太好、浪泊结婚被他解雇。此外,男友格林每天在康家逗留到深夜,一字一句地跟50岁的康德研读《纯粹理性批判》。1786年格林死后,康德干脆连晚餐也取消了。还有,比康德小29岁的同事克劳斯一生未婚。康德买楼之后,他不仅是午餐固定成员,还分担午餐费用。他在康家也经常待到晚上七八点,这两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经常在柯城逛街,而康德是不喜欢与别人同路的。1787年,康德送了克劳斯一个钻石戒指。后来,康德强迫他批评赫尔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完稿后又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克劳斯深受伤害,从此退出午餐聚会,仅仅告诉了浪泊一声就再未出现。
  康德传记作者雅赫曼某次深夜拜访康德之后在日记里写了一句“我带着满心的忧伤飞入他的怀抱,把自己童真的吻印上他的嘴唇”,也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警惕。
  我对教授科研的尊敬毁于这些超自然想像力。康德有三十六分之一英格兰血统,有些人就敢宣布康德哲学接近英美传统!
  事实上,浪泊是因酗酒被康德开除的。康德开除他之后倒是确实无法忘怀,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浪泊这个名字必须忘掉!
  其实,康德不结婚,除了惜命,最大的原因是惜金。
  康德生活的18世纪战祸频仍,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战争,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虽然都未波及柯城,但当时的欧洲,十分之八的人都挨过饿。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节俭的人。挨过饿的人都节俭。这并不代表他们道德水准高,只代表他们挨过饿。饥饿让康德的童年黯然,让他的大学梦中断11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饿怕了的康德虽然并非守财奴,却肯定没我花钱那么大方。康校长经常当众感谢父母,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大笔遗产,却也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康校长生性自谦,但每次午餐必表扬自己一次曰:从不欠人一文钱。我觉得康教授最有教育意义的话是:“不管是谁敲我的门,我都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 ‘请进’。因为我不用看也知道,敲门的那个人肯定不是要债的。”
  旧时中国管女孩儿叫“赔钱货”。当然是放屁。欧洲比咱们文明的地方,首推尊重妇女,因此他们那边情况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女人少有工作,能嫁校长的女人都只会戴帽子看音乐会。因此,康校长要结婚,首先得有钱。席勒就因为没钱差点娶不成冷莎露。康校长奋斗几十年,终于“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可是,一结婚他的财产就得有一半归他老婆。
  女人对康校长的吸引力显然没有大到让他愿意转天穷一半。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当我需要女人时,我养不起她们;当我养得起时,我不需要了。”
  因此,我要负责任地说,康德绝对不是同性恋。他也没什么绯闻。
  他就是一个穷怕了的、节俭过度的孤寒老头儿。
  这对他的道德没有影响。
  这对他的哲学也没影响。
  在病入膏肓之前,康德认定自己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来这世上的。他有句名言:“没有目标而生活的人,就像没有罗盘而航行的船只。”22岁时,腰无分文的康家教发表了《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康德在该书前言展现了他生命的罗盘。在纵论莱布尼茨和牛顿之后,他说:“我已经画出了我将要坚持不懈的道路。我将上路。没有什么能阻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老婆孩子当然也不能。
  当时他很坚定。直到他的弥留之际。
  1801年,身体虚弱的康德辞去大学所有职务,只留下忠实的瓦西安斯基追随左右。
  康德曾说:“我们鲜少在光明时想到黑暗,在幸福时想到灾难,在安逸时想到痛苦,不过,反过来的想法却经常出现。”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居安思危。
  康德从小居安思危,以至八岁即患疑病症。疑病症本身就是一种病,患者深信自己患了某种恶疾,身体健康却反复检查,医生和检查结果均无法说服他。疑病症约占疾病总数的1%,一般发病于40岁之后,女性多于男性,文化落后地区较为多见。
  康德如此重视养生,都是因为疑病症。不过,与歌德相反,康德并不怕死,他说:“生得伟大者,笑对无常。”
  疑病症患者康德健康活到80岁,相当于今人活到110。
  1803年,康德终于得了胃病。其实并非大病,但他就此逐渐虚弱下去,记忆力江河日下,一只眼失明,最后连朋友也认不清楚了。他只好警告学生们说:“朋友们,我已年老体衰。你们必须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了。”
  康德恐惧年老是因为害怕天才流逝。他说:年高之人,判断力增强,才华却减弱。这是他惟一未能用行动证明的话:康德这个时期留下的遗稿,证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仍然拥有澎湃的创造力。
  1804年2月12日,长期卧床的康德奄奄一息,闻讯赶来的学生们手足无措地环绕病床。某学生出主意把三大批判搬到床头,希望老师在皇皇巨著簇拥之下充满自豪地踏上黄泉之路。
  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结晶,康德忽然泪流满面。他轻叹道:“如果把这三本书换成个小孩子,该有多好!”
  人之将死,不打诳语。
  因此,康德不可能是同性恋。因此,康德热爱孩子。
  将近11点,康德耳语道:好啦(Es ist gut)!声落气绝,寿终正寝。
  按周作人文章“死法”,康德之死属“老熟,喜丧,油尽灯干”。其言不虚,康德此时油尽灯干,遗体仿佛木乃伊。有意思的是,他首先停柩于每日飨客的餐厅,似乎准备为纷纷赶来的朋友们上最后一道菜,后来才被移柩柯城大教堂。
  康德之死,震动欧洲。并不知道自己只能比康德多活14个月的席勒在给友人的信中宣布康德是上天送给人类的“一个意义无限、永垂不朽的礼物”。到大教堂告别遗体的人络绎不绝。不过,遗体告别仪式之所以进行了16天,主要是因为天寒地冻,刨不成墓穴,无法下葬,并非像有些文章所说的“应群众要求”。
  二百多年来,康德遗骨几经迁葬,最后藏于大教堂“教授拱顶”之下,前竖铭牌Stoa Kantiana(康德拱廊),铭牌旁是一尊完成于康德生前的胸像。墓碑上的铭文写于1880年11月21日的迁葬典礼:
  “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
  这两句墓志铭源自《实践理性批判》,它体现了康德坚持一生的思想:“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当时大教堂收留康德,是教会给校长面子——那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死进教堂的。但在烽火连天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教堂毫发无损,论者均认为完全是康德在天之灵“罩得住”。不想,到了苏联时代,康校长继续“罩得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亲手签发命令炸掉大教堂,柯城党委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就是康德哲学,以此为借口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居然保住大教堂的所有毫毛。以后果论,这可能是该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
  曾因反教会思想而被国王禁止写作宗教题目的康德,却给了大教堂如海福荫。
  因此,对信仰不同的人,不能斩尽杀绝。
  今天,教堂钟楼里设立康德博物馆,藏有康德手稿和天体面具(Totenmaske),每年全世界有无数康迷来此朝圣,保证了加里宁格勒稳定的旅游收入。不过,虽然康德从未离开加里宁格勒,但除陵墓外,康德遗迹并不多,连市中心著名的康德塑像,在苏联时代也是竖立德共英雄台尔曼塑像的地方。
  其实康德并不需要什么遗迹。三大批判,就是永不磨灭的遗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写道:“在哲学之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必得路过一座桥。这座桥就是康德”。美国著名学者贝克则记录了美国哲学界流传甚广的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
  康德并非只活在哲学界。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至今,加里宁格勒人结婚的最后仪式仍然是——向康德墓献花。
  这些献花人从未读过康德的书。
  可他们知道,康德代表世界和平、思想自由和文明社会。
  康德逝世后118年,一个中国人在1922年把《康德传》翻译成中文。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有过“路线”的罗章龙。又过了5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更名《康德生平》重印。
  那是翻译工具和翻译理论十分幼稚的年代。
  然而,那个年代译文的平均质量,超出2006年2006倍。
  因为,罗章龙是用心译的。
  (2006年7月3日十三稿于北京卧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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